《中国金融》|气候风险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发布时间:2021-09-16 11:38:46 来源:雷火竞技登录官网

  气候是联系人类与未来的纽带,气候变化问题将对地球和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已成为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气候风险是长期的、全球的、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风险类型,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风险领域。

  当前,商业银行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气候风险因素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到商业银行的投融资决策中。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商业银行需要构建针对气候风险的系统分析框架,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气候风险度量、气候政策跟踪分析、气候风险定价、投融资结构调整等方面持续发力。

  气候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根据哈定(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理论,由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或者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正确反映气候的成本,出现了严重的气候问题。可以说,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出现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市场失灵现象。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三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持续上升。2020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大气温室气体公报》显示,全球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分别达到410.50.2ppm(百万分比浓度)、18772ppb(十亿分比浓度)、3320.1ppb,分别为工业革命前的148%、260%和123%。

  虽然科学研究表明,地球已经持续升温了1.2万年,但是人类显然要为工业化以来的全球温度上升负主要责任。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年发布的报告,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革命前上升1℃左右。工业化以来的温室气体浓度快速上升,导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和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持续上升,北半球平均冰雪覆盖面积持续下降。全球开始面对干旱、日益枯竭的水资源、海平面的上升以及更加频繁的洪水等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气候风险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综合来看,气候风险是指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带来的全球、长期、普遍的不确定性,是一类新型宏观风险。与经济学中所提到的风险相比,气候风险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深度不确定性。人类对于气候变化仍然知之甚少,现有的气候预测模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年平均气温上升超过5℃的世界,可能完全不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所引发的气候灾难,将远远超出人类目前的应对和处理能力,因此气候变化带来的尾部风险会非常大。气候变化是全球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且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突破阈值将引发突变。二是全球性和不均衡性。气候风险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风险,但是受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气候变化对于不同区域的冲击存在差异。整体而言,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更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贫困国家在地理上往往是天气较热的地方,这些国家的生态系统更接近他们的生物物理上限。三是长期性和不可逆性。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导致的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造成的损失将由未来几十代人承担,且全球变暖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某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

  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气候风险将成为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挑战,并且很可能是引发下一次经济金融危机的“绿天鹅”事件。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认为气候风险会导致金融风险,并根据气候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传导路径,将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风险(Physical Risk),气候变化将加剧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并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另一类是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需要主动向低碳经济转型,政策变化、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企业信用的冲击,有可能传导至金融体系。比如,随着电炉炼钢逐渐替代高炉炼钢,全球钢铁行业未来将减记450亿~700亿美元的搁浅资产,而钢铁行业对应的银行贷款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可见,气候风险所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气候变化,二是气候政策。不论是物理风险还是转型风险,都可能产生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声誉等相关风险。可以说,气候相关的经济金融风险是一种多路径传导的复合型风险。

  经济学对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思路,即“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庇古首次提出了对污染征税(“庇古税”)的思路,确保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当前代表做法就是征收碳税。截至目前,已有日本、意大利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碳税政策。一部分碳税是对生产环节征收(生产型碳税),也有一部分是对消费环节征收(消费型碳税)。此外,欧盟也在积极推进“碳边界调整机制”,关键内容之一就是自2023年起逐步实施“碳关税”,即对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钢铁、水泥等商品征收“碳关税”。虽然从进程来看,具体落地还需时日,但未来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业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科斯把解决外部性聚焦于产权,认为只要把产权清晰界定,并且交易成本足够小,市场均衡的结果最终就是有效率的。当前典型做法是碳交易机制。全球已运行的碳交易市场有24个,在中国碳市场启动之前,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2021年7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将两千多家电力企业纳入首批排控企业名单,预计范围逐步扩大至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化、煤炭等重点排放行业,未来将成为全球管理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碳税和碳交易在减碳效果上各有优劣。碳税的优点是不需要太复杂的市场产品和交易规则设计,管理、运行成本相对碳交易要低得多,增加的政府收入可以用于投资开发新的减排技术;缺点在于通过价格影响碳排放量,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容易造成国与国之间的排放转移,污染企业可能因为碳税将产能转移到政策环境相对宽松的国家。碳交易直接指向碳排放总量,减排效果最为直接,同时碳排放配额作为一种市场化可交易产品,具有金融的天然属性,可以有效吸引金融机构参与,基于碳交易设计各类金融产品,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人为设计、控制的市场,需要实行严格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和合理的碳排放配额分配,并需要严格准确监测企业的真实排放量,存在高昂的监管执行成本。

  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以及各种气候政策的制定都涉及对碳的社会成本(SCC)进行评估。碳的社会成本是气候政策的关键要素。碳的社会成本被定义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经济成本。如果我们认可一个比较高的碳的社会成本,那么碳税和碳交易价格都会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碳减排的动力会更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尽早采取行动从而避免气候进一步恶化的必要性就越高。

  然而,计算碳的社会成本,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性问题。一方面,需要构建包含碳排放强度、气候变化、经济增长等在内的气候政策评估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诺德豪斯提出的全球和地区层面评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综合模型(DICE和RICE模型)、霍普提出的温室效应政策分析模型(PAGE模型)等,最优的政策选择或减排量应保证碳排放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此外,目前的政策分析模型一般只考虑气候变化对于产出的影响,很少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饥荒和贫困、地缘政治冲突、大规模人口迁徙等情景。另一方面,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消费贴现率,来实现代际之间的成本分配。由于分析的时间比较长,微小的贴现率变化对于碳的社会成本的影响是巨大的。现有的气候政策评估模型中的贴现率均沿用了拉姆齐法则。

  实际上,应对气候风险远非碳税和碳交易这么简单,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仍然由各个国家和经济体自主设计和运行。气候问题是全球性的市场失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很好地权衡“国别”公平和“代际”公平,不仅需要关注气候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减排成本与收益等传统经济学的因素,也需要关注不同国家之间责任与义务的公平分担,同时还需要将减排的成本和温度上升的成本在“代际”之间合理分配。

  气候政策的国际谈判证明各国达成一致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全球性的气候政策合作一直没有停止,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巴黎协定》,以及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总体而言,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人类应对气候风险的意志和决心在不断加强,这意味着各国政府愿意采取相对更积极的减排路径。

  最优气候政策在设计和制定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争议,不同减排路径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经济转型成本。将气候风险引入信贷一般均衡模型,结果表明:信贷供需均衡情形下,气候风险未必导致银行贷款利率上升,实际利率走势取决于气候风险对行业的利润压缩效应和波动放大效应;将气候风险纳入信贷决策的银行较未将气候风险纳入信贷决策的银行更具长期竞争优势。

  应对气候风险将成为人类在21世纪最为重要的主题,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对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身处这场变革中的中国银行业需要进行前瞻性思考,有效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第一,高度重视气候风险对银行稳健运行的影响,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气候风险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将导致信用、市场、流动性、声誉、国别等各类风险,这样的影响在未来会愈发明显。商业银行要高度重视气候风险管理,加强对气候风险的了解和认识,并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充分考虑气候风险与各类风险的关联和传导路径,建立完善气候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或缓释、报告等全流程管理机制。

  第二,加强对气候变化的跟踪研究,提升气候风险的量化分析和管理能力。一是加强对全球气候变化、气候政策的跟踪研究,积极研判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前瞻性调整优化投融资策略。二是完善气候风险压力情景生成机制,有效开展气候风险对银行冲击的压力测试。三是科学评估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对投融资的中长期影响,及时调整内部风险计量参数和模型,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提升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四是探索针对企业的ESG绿色评级,研究将气候因素引入客户信用评级体系。五是将气候风险作为投融资决策和客户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推进银行客户和债项维度的气候风险识别量化,优化贷款风险定价机制。

  第三,持续深化绿色金融发展理念,加强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深入贯彻绿色金融的发展理念,并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控气候风险中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加强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科学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规划、中长期或年度目标,协调推动银行各业务条线、各分支机构绿色金融建设工作,督导落实绿色金融战略和目标。将“低碳”要素全面纳入标准制定、产品创新、业务流程、业绩考核、前瞻研究等领域。研究建立气候投融资重点项目储备库,挖掘高质量的低碳项目,加强低碳领域的产融合作。

  第四,完善投融资“分篮施策”,系统推进投融资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对绿色资产(清洁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绿色铁路等),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投融资占比;对其中的“绿芽资产”(碳捕捉、氢能、储能等),加强产业研究、提高风险把控能力,加大相关政策制度、产品服务创新力度。对棕色资产,限制高碳企业资金投入,重点支持低碳优质企业及节能改造项目,推动行业实现转型升级;对其中的涉煤资产,做到维护能源安全与推动低碳转型并行,把握好策略和节奏,合理控制行业融资总量。

  第五,积极推进气候投融资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气候投融资差异化的业务模式、组织形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创新,研究设立特色支行(部门)。积极发展能效信贷、碳中和债券、绿色融资租赁,加大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力度。有序推进节能减排收益权质押融资、碳排放权质押融资、合同能源管理融资。创新运用碳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充分发挥气候投融资风险分担机制作用,探索信贷产品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气候保险等创新型绿色保险产品的对接合作。

  第六,加强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做好专业人才储备和培养。加强气象、环境、海洋、地理等领域专业人才储备,围绕气候风险、气候政策、绿色金融、碳金融产品等推进信贷前中后台系统培训。二是健全信息披露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ESG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披露、气候投融资信息披露的有关标准和要求。三是研究发布绿色指数,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绿色企业及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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